蘇州日本人學(xué)校的事件所引發(fā)的輿論海嘯，這兩天已漸漸平息。蘇州傷人事件中日雙方都低調(diào)回應(yīng)說，背后閉這是自封真正一次“偶發(fā)事件”——當(dāng)然，誰不希望是蘇州傷人事件呢？

所謂“偶發(fā)”的意思，是背后閉說這是孤立的、純屬巧合的自封真正，因而隱含的蘇州傷人事件意思是，以前固然沒發(fā)生過，背后閉以后也不會再發(fā)生。自封真正這看起來像是蘇州傷人事件對事件的定性和說明，但可想而知，背后閉為了保證它確實是自封真正“偶發(fā)”，接下來需要做很多事。

不論如何，這次的事件是冰山一角，在深深的海水底下，還有著龐大的底座。無論是吉林市刺傷四個美國人的事件，還是這次蘇州的事件，事發(fā)后在輿論場上都有大量的人在留言中稱贊行兇者是“英雄”，這種肉眼可見的排外情緒，讓人嗅到一絲不祥的氣味。

這就很難說是偶然了。因為這意味著，無論兇手的真實動機如何，在公眾中至少有不少人認為排外（哪怕使用暴力）不僅可接受，而且是值得肯定的果敢之舉。

這通?；谝环N“中國/外國”的摩尼教式二元對立框架，彼此間且不說是你死我活，至少也是一種緊張對立的關(guān)系——別人對我們是不友善的，那我們對他們也沒什么好客氣的。

像這樣的情緒當(dāng)然不是一天形成的。2019年，我曾隨團去土耳其旅游，路上有位女同事慨嘆，直到出發(fā)前，家里人還反對，“我爸就覺得我們中國地大物博，什么美景沒有？有什么必要非去國外？”另一位接口說：“我老公倒是不反對我出國旅游，只要不是去日本?！?/p>

不難想見，抱有這種想法的人，對外部世界是談不上有何真正興趣的，那往好里說也只是偶爾為之的消遣，終歸還是“風(fēng)景這邊獨好”，并且始終有一條大義名分的紅線，仿佛似多看了一眼異文化，就會受到誘惑，從而犯下不忠的大罪似的。

這是一種自我孤立的傾向，深植于我們這個農(nóng)業(yè)文明的潛意識深處：在天下架構(gòu)中，文明逐漸由中心向外輻射并依次衰減，邊境之外就是蠻夷，沒什么真正有價值的東西，我們并不怎么需要他們（至少他們更需要我們），他們倒是時不時地就會對“我們”造成威脅。

本來，中國的地理位置就相對孤立：它占據(jù)了舊大陸上自然資源堪稱最優(yōu)越的一大區(qū)域，自成一體，依靠沙漠、雪山和海洋與外部相對隔絕，如果說中國文化歷來推崇自給自足，那畢竟也情有可原，因為在農(nóng)業(yè)文明的時代，它確實是世界上極少數(shù)能真正做到這一點的國家。

布羅代爾在《文明史綱》中簡明扼要地指出，長久以來，中國最多僅有一種“有條件的開放”：

中國向外界開放得很少，傾向于主要靠自己的資源生存。事實上，它只有兩個大的出口，一個是海洋，一個是沙漠。就連這兩者也只能在條件有利的時候，在旅途的終端有潛在的貿(mào)易伙伴時才可能使用。

他說，從中亞草原深處沖出的蠻族，在西方曾造成與過去的斷裂和新型文明的誕生，但中國和印度卻以其強大的同化能力，對這種入侵帶來的沖擊“愈合得太好了”，除了一點物質(zhì)損失之外無所觸動，“既沒有改變其思維方式，也沒有改變其社會結(jié)果和生活方式”。

這恐怕還是因為中國鄉(xiāng)村共同體本身較為封閉有關(guān)：它以不假外求的自給自足為最高理想，對外交流既不感興趣，常常也覺得沒必要，實際上，中國人最希望的是外部世界最好別來打擾自己。這幾乎是一種本能的自我封閉傾向。

其結(jié)果是，中國社會的對外開放往往是迫不得已、不情不愿的。施堅雅曾提出過一個“開-閉”理論：動亂時村莊向外關(guān)閉，和平時村莊向外開放。然而從晚清以來這一兩百年的歷史來看，中國這個“大村莊”更多時候倒是在外力強迫之下才開放，一旦能獨立自主地控制邊界，就選擇退出國際市場，放棄西方技術(shù)，尋求立足本土的自給自足，那種自主自信的開放，是我們歷史上的特例而非常態(tài)。

潛流早已出現(xiàn)?，F(xiàn)在回頭來看，在“告別革命”之后，中國社會的粘合劑就已經(jīng)不再是階級意識，而是一種國家意識，在這個緊密的共同體內(nèi)，“境外勢力”就成了最值得懷疑的對象，也就是說，從那時起，外部世界重新由機會變回了威脅。

許多國人對近些年來的國際形勢抱有一種不自知的矛盾：一方面，他們倒是大多都知道“脫鉤”會有損中國的競爭力；但另一面，他們仿佛又覺得“脫鉤了我們也不求人，還會過得更好”，而這種自我孤立的心態(tài)本身就在為脫鉤推波助瀾。

實際上，“脫鉤”僅靠單方面的行動是無法完成的，那勢必是一場雙方參與的共謀。這也是那些排外的狂熱分子難以理解的一點：他們的行為會產(chǎn)生事與愿違的非意圖后果，嘴上說愛，所作所為卻分明是在損害。這真是令人遺憾的頭腦簡單。

中國歷史一再證明，自我封閉才是真正的危機。那種封閉或許帶來一時的自我感覺良好，畢竟鎖上國門，可以享受一種全面控制帶來的絕對安全感，然而從長遠來看，代價是巨大的：一個孤立的系統(tǒng)很難和一個開放的系統(tǒng)競爭，到頭來，我們將不得不再一次不情不愿地與外部接觸，而到那時，沖擊將因為落差而格外劇烈。

我也知道，這僅僅靠說理是不夠的，因為這種自我封閉的傾向并未受理性驅(qū)使，更像是一種深植于文化心理的自發(fā)沖動——不客氣地說，一種小農(nóng)思想的殘余。難就難在這里：這可不止是“轉(zhuǎn)變觀念”而已，甚至需要自我克服，成為不一樣的自己。

實際上，我們每個人的成長過程都是如此：那個“我”，在到一定階段之后，都面臨著艱難的選擇，唯有抱著開放的態(tài)度反思舊我，才能重生蛻變。自我封閉看似獲得了安全感，但那其實出于恐懼，也拒絕了成長。

那不是一個抽象的宏大議題，而將取決于我們每個人的日常實踐。